1860, 比托镜头下的老北京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珍贵的摄影相册
文：王溪
一. 维多利亚时期的殖民主义摄影
摄影自1839年达盖尔宣布摄影术(Daguerreotype)以来，几乎立刻被运用到欧洲的海外扩张探险当中。
1840－1850年代，科学家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发明了卡罗式照相法（Calotype），摄影的复制与传播成为可能。早期的卡罗式摄影法影像不锐利、曝光时间长、专利授权却价格不菲，导致这一时期的摄影依然与探险者相距甚远。这种情况的扭转，是在摄影“湿板”（wet plate）火胶棉工艺的公布并趋向商业化后，变得真实可行。
摄影湿板法极为复杂。底板涂布碘化钾胶棉乳液，浸入硝酸银溶液，拍照时底板保持湿润，立刻完成显定影，一个环节出错，拍照就无法完成。而“湿”的过程又需携带大量设备：玻璃板、药品、大量的水、随时搭建的暗房帐篷等等。但尽管繁琐，湿板法所获得完美质量、较短曝光时间与免费的使用权，让摄影真正迈向市场。
1860年代，随着维多利亚帝国的扩张，大量英国探险者开始用摄影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国家与族落。然而在这一时期，旅行者面对相机设备的运用，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玻璃底板因高温、受潮或破损成为家常便饭，如今存世的玻璃底板更是寥寥无几。
维多利亚时期摄影师的动机主要为：冒险与旅行；商业远景；军事需求；地理探索；科学考察等。除
了“艺术”摄影，最早期的摄影实践，几乎构成了当今的摄影分类。
在那个时代，一个新的媒介，被广泛运用，打着“探险与探索”的旗号。但对于绝大旅行者的影像，并不显得如何耳目一新，对比绘画，摄影仿佛只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强化了那些过去的“不熟悉”。
二. 菲利斯.比托与北京之行
2.1冒险家－商业摄影师 比托
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 1832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844年举家迁移到君士坦丁堡，当时的亚欧文化汇集中心。1851年，比托拥有了自己的相机。在君士坦丁堡，他结识了罗伯森，当地最优秀的商业摄影师，比托迎娶了他的兄妹，并师从罗伯森，从此真正走上了摄影道路。
1856年，比托被派遣到克里米亚半岛拍摄血腥的克里米亚战争。对于年轻的比托在克里米亚的经历，让他可以有机会与罗杰·芬顿等世界顶级摄影师同台献艺，也建立起在业内的非凡声誉。
1858年，比托离开君士坦丁堡，他要开创自己的独立事业，也注定他流浪的一生。比托的路线向着东方，跟随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扩张的脚步，他的第一站选择了印度，一个已被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完全控制的国家。
比托抵达加尔各答，见证了印度人民大起义与英军的野蛮镇压，也开始着手记录镇压后惨状。摄影在印度有着深厚的基础，摄影术发明的第二年，就扎根印度。当比托到来时，这里已经有了良好的摄影气氛。在英军管辖的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都先后成立了摄影协会。比托选择迅速的加入其中，并与他的弟弟安东尼奥·比托在加尔各答成立了照相馆，以满足西方到访者对于照片需求的巨大市场。
在印度的勒克瑙，比托结识了他的贵人——詹姆斯·霍普维尔·格兰特爵士，格兰特在印度英军是极为重要的高层人物，1860年更被任命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军总司令。比托在为他拍摄肖像时彼此结识，格兰特对他的摄影造诣十分认可，并称之为“艺术家”。如此简单的见面，却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比托在克里米亚的经历与印度的影像，最终让格兰特决定带比托随军。
1860年3月，比托搭乘轮船从加尔各答抵达香港，随英法联军的炮舰前往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最神秘的目的地——皇城·北京。
2.2 不请自来的到访者——英法联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对比英帝国的快速发展与扩展，清政府的19世纪中叶，可谓外忧内患。但清廷显然认为“除内患”似乎更为重要，恭亲王对咸丰的奏折中曾提及：太平军和捻军是心腹之害，蚕食中国领土的俄国是肘腋之忧，而要求贸易的英国只不过是“肢体之患”。
19世纪60年代，额尔金代表英国提出的要求实质上只是两件事：中国市场应该向西方商业开放得更宽些(对等贸易); 中国政府应该进入现代的国家体制(对等的外交途径)。修改天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权，绕过广州，使各省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向往的贸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英国人并不想削弱中国政府、不要求领土控制，他们只要能够获得贸易的机会和建立一种沟通模式即可。
1859年6月，当条约批准书准备在北京互换时，因为沟通不畅，在天津大沽的北河口发生了意外冲突。英、法两国公使执意要进入大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他们试图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登陆部队不久就陷入河边浅滩泥潭里，英国死伤432人，损失4艘炮舰。大沽的意外胜利使北京的主战派重又抬头。1859年8月天津条约被废除。 额尔金此前曾幻想在伦敦受到的盛大接待变为泡影，他不得不回来认真执行这条强硬路线。
1860年夏，英法远征部队停靠在大连做补给后，逼近华北。部队共计16,800名士兵，2,500名广州苦力和史无前例的一名摄影师——菲利斯·比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师随军进驻战区，对军事活动全面报道，并发表在媒体之上。
在行进过程，联军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清廷的任何谈判。200艘船只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带，没有遇到抵抗便在北塘登陆。他们很快就攻陷了严密设防的大沽炮台，过程近似一场屠杀。8月25日联军进入天津。
巴夏礼与清政府善于从事持久谈判的桂良到天津议和。谈判的同时，联军拒绝停止进军，直到运河终点通州为止。9月18日谈判破裂。清政府“擒贼先擒王”的理念，让谈判代表团巴夏礼一行被扣留。除巴夏礼等部分人逃出，剩下官员全部当即处死。9月21日，联军部队再次大胜清军，比托随军进入北京，拍摄了大量的建筑影像。此时咸丰帝逃离北京，赶往承德。
随着天气转凉，粮草紧缺，额尔金和葛罗决定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报复，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夏宫圆明园，迫使清廷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比托是唯一可能拍摄圆明园未被烧毁之前景象的摄影师，但目前在全世界所有的馆藏记录里只有他拍摄的颐和园。有资料显示，比托在战后曾途径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出售过清廷皇家花园的物件，未被烧毁的圆明园旧影，至今依然是迷。
咸丰的出逃，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给了只有27岁，几乎无任何外交经验的恭亲王奕䜣(1833－1898年)，他不得不直面额尔金与他们提出的要求。在北京条约签署之时，额尔金要求比托拍摄当时签字的场景，但因为光线过暗，拍照失败了。随后他开始拍摄额尔金与恭亲王(世界第一张中国皇族的肖像)。
面对相机，恭亲王显然十分惶恐:“皇帝的兄弟(面对相机)看起来极为惶恐，他苍白的面对死亡，等待着眼前的机器喷射出什么对他进行斩首……当解释了相机只是为他拍摄照片之后，恭亲王的焦虑的脸上，才露出一丝血色”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离开北京，比托也随船而去。英国外交从此便致力于支持恭亲王为首的对外和平妥协派。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经过重新洗牌，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控制了朝廷，而恭亲王在其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2.3 北京的客户 — 卡特尼的北京相册
比托的一生，作为商业摄影师，他拍摄的影像无时无刻不考虑着观众、买家的需求。在拍摄中，也时时寻找所谓的“卖点”。他开始在北京寻找影像的最早买家，首先锁定了英国军队的官员与士兵。“他小心翼翼的经营着他和英国军官的关系，因为这些英国军官是他照片主要的购买者。每次拍摄后，他都把照片冲洗出来，拿给军官们看，成功地达成了几笔交易。”这批在北京制作的影像并不多见，被称为比托的第一代影像，也是最重要的北京历史资料。
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陆军上尉爱德华·卡特尼也是比托的重要客户之一。卡特尼1836年生于印度巴罗达，1855年7月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陆军上尉。他参加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陆军G.F.曼上校的个人回忆录中提到了卡特尼在参与英军向大沽炮台进攻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872年回国后，卡特尼开始担任英国Cooper’s Hill大学教授，1913年卒于英国格拉茨·克洛斯。因为卡特尼对战争的经历记忆犹新，他小心翼翼的将购买的照片，精选部分影像精装成册，每页都有他亲笔书写的详细说明。而照片背面的铅笔文字，均为比托笔迹。
1861年下半年，比托回到伦敦后，将自己的照片复制权利卖给了亨利·赫林。亨利是一位商业摄影师及出版商，他将比托的影像制做城拷贝片，再复制做成照片。这些影像与第一批比托影像有着明显的差异:“亨利的照片来自拷贝片，边框有所不同，细节也有些丢失，这种拷贝方法常会导致的结果……所有的照片都标上了数字，图片说明也是打印出来的，然后贴在了相册里。亨利的照片都印在薄的纸张上，明暗反差更大。”(《菲
利斯·比托－东土摄影师》第十二页)。
偶然的机会，笔者在英国找到了爱德华的相册。这些最原始的影像、图说与细节，提供了近距离观看晚清北京、零距离对话比托的绝佳机会。
三. 比托，最伟大的维多利亚摄影师
在卡特尼的相册中，收录有比托在北塘、大沽拍摄的战时影像；有精美的紫禁城、北海、天坛和市井风光；更有七张让人瞠目结舌的长卷全景拼图。这些影像是19世纪最伟大摄影师比托的摄影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多个摄影史中的“第一”与他的实验探索，奠定了比托在世界摄影史中的重要地位。
3.1 无以伦比的战地影像
苏珊桑塔格曾说过:“自从1839年相机被发明以来，摄影就与死亡同行。”作为战地摄影师的鼻祖，比托的影像中，那些混沌的景色、残缺的城墙与那些静止的尸体，成为了150年战地摄影中永恒不变的元素。
这些战争与暴力画面，是比托希望借助影像传递的信息：
绝对的军事实力。画面中，英军永远占据主动，完全征服殖民地与这里的人民，这在印度与中国的影像中极为明显；
带着血腥刺激的“卖点”。摄影被认为是“不会撒谎的见证”工具，这些影像“如实”的摆在面前，满足观众又抗拒、又“猎奇”的迫切心理，“刺激”往往是照片的卖点所在。
强调“东方”是不开化的民族。欧洲人(英法)概念里的“东方”，是除欧美之外，一切其他种族与地域的地方；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亦是如此，“白人至上”的概念深深的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
再加之比托仰仗与军队的关系，以此得到保护，使得最早期的战地影像呈现一边倒，甚至根据需要在画面与细节上添枝加叶。
格兰特将军在给英高层信函中，经常夸奖比托，并邮寄比托拍摄的香港全景给英国的皇室；同时比托作为特派记者，拍摄影像的插画都发表在大名鼎鼎的“伦敦新闻插图”之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拍摄目的与他的观众口味，在这“不撒谎工具”的取景器之外，比托煞费苦心的经营自己的画面，去迎合商业的需求。
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摄影大师芬顿拍摄的“死亡山谷”照片，将炮弹集中并重新布置的影像，堪称世界摄影史之中的经典之作。而比托对于这样的“导演”手段，早在印度大起义之时就屡试不爽。起义结束近一年，他重新集中尸骨，在满是弹孔的建筑前，将毛骨悚然的战争惨象重现。
而在北塘与大沽，他变本加厉，将清军的尸首集中，而这些影像，变成版画、有了详尽的叙述说明，发表在媒体之上。他们不同于过去西方英雄主义的油画画面，更像是一场“戏剧”，但真实的仿佛可以接触。
著名学者博梦特·纽汉在《世界摄影史》中曾对比比托早期在印度与塘沽的影像，他评价“比托展示了那些在苦战中死亡几小时的士兵尸体，这显然更让人毛骨悚然。”
在这一时期，比托影像的道德问题并不会受到谴责。他不同于如今摄影记者的“军规”，无论Photoshop或摆拍，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甚至玩火者将永远不能参与摄影的工作。
美国著名摄影学者里钦，在《比托：一个摄影师的东方路》中曾写道：我们看到这些影像会想到什么，他们是谁？他们的家人有何影响？他们是不是负隅顽抗到最后？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他们也该对等的拿起相机去记录最真实的故事，或者记录我们，那或许更加客观。
150年之后，作为中国人，我们重新观看比托的战地影像，他们像刀子一样深深的扎入我们心中，但作为鸦片战争唯一的视觉资料，这些屈辱影像应该被记住、被强调，并留给炎黄子孙“以史为鉴”。
3.2 卓越技术与超凡审美
十九世纪中期，英法学者曾对摄影的功能开展大讨论。面对这个全面应用的技术，摄影被质疑：如果未来作为“艺术”看待，他的发展前景该会如何？如今我们看待艺术摄影的角度与150年前这生硬的讨论相比，会觉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问的莫名奇妙。然而早起摄影术的发明，人们欢呼雀跃的根源，来自底片可以如实的、准确的记录呈现在镜头前的事物，人可以运用机械、通过自己的眼睛与双手，选择构图，留住景物，而“艺术”在开始阶段从未被考虑过。
比托的摄影生涯中，“艺术家”的头衔时时刻刻伴随着他，无论是英军将领，还是经营照相馆的同行或朋友，都对他有着类似的肯定。比托对照片构图的经营与独特的创新摄影手段，让他不拘泥于记录光影的“技术”，更多的是驾驭技术达到自己理想的“艺术”与效果。
四. 完美主义者，比托的摄影构图
早期摄影，在没有变焦镜头的情况下，构图全部靠“走”，同时，读懂光线与天气，精通化学与物理，知晓“攀爬”与充沛的体力，是维多利亚时期摄影师的必修课程。这一时期的影像，更像是对于世界无限“慢”的思考，摄影者的观察与经营，对比数码时代的疯狂“快拍”，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重新观看卡特尼相册，观看比托的影像，作为第一位拍摄北京的摄影师，北京在他的眼里极为安静与凄美，这是梦境中的北京，是我们永远再也看不到的景象。1940年代之前到访北京的西方摄影师们，几乎全部如出一辙的关注熙攘的京城与人种的猎奇。而比托避开了这一切，他貌似刻意的在追求一种风格，去赋予照片能让时间停滞的力量。北京对于比托，没有任何之前的视觉参考资料、没有任何人会为他提供经验或意见、也没有任何同行摄影师相伴、在他独一无二的影像背后，是他的冒险精神与智慧的结果。
比托拍摄的天坛景色，对于常规摄影师最容易的方式，莫过于走近祈年殿，选择适当的光线、对称的构图，按下快门。但比托的拍摄可谓煞费苦心，他爬上高的土坡，尝试突破祈年殿建筑本身的对称。在画面左侧，他选择了中式屋檐进入画面，而屋檐指向祈年殿，形成远近呼应，让画面一下子生动起来。
在拍摄市井与小型建筑物时，比托为追求“异国风情”，有时也会安排1-2位中国人进驻画面，以此活跃构图、增加猎奇感和图片的可读性。例如在他拍摄北京清真寺的照片中，一位妇女静止在画面内。就当时的湿板摄影法而言，即使最好的天气，抓拍人物不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比托的“导演”下，她摆出这“戏剧性”的姿势，配合拍摄。这样的经典画面，在比托的摄影生涯中，屡见不鲜。
五. 全景摄影大师
除了洞察力与审美，比托另一种独特的摄影语言让他脱颖而出：全景摄影。
十九世纪中期还不存在超广角镜头，摄影师只能前后调整拍摄距离，尽可能收纳景物，但在复杂的环境中，还原建筑的全貌十分困难。对比现在，解锁手机，全景摄影只是其中的一个简单拍摄选项，而在1860年，操作湿版相机，调动8×10英寸画面，精准的分段拍摄，全世界却极少有人能掌控并形成规模与风格。
比托在其摄影生涯初期，便开始使用全景摄影拍照，他的启蒙老师罗伯森功不可没。1858年比托拍摄的印度勒克瑙全景就曾广受好评。他的全景影像，从两张到八张的接片数目不等，画面水平线极平稳，照片与照片严丝合缝。
在卡特尼的相册中，共收录了七张比托拍摄的全景接片，其中香港的长卷长达1.27米，在五张接片的画面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香港作为新型城市最早的雏形与远处停驻在维多利亚湾中，准备攻打北京的庞大英军舰队。
相册中另一组两张拼接的全景“北京东城墙及东北角”，画面极具震撼力，护城河与城墙呈现的透视，显示出北京城的宏伟。这是英法联军准备进城之前所拍摄的，也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张北京旧影。
比托在北京最著名的全景影像，莫过于2012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中出售的，他站在正阳门上，面对大清门，拍摄的六联接片的北京全景。这张照片也是卡特尼中尉从比托手上购得，但未曾收录到相册中的重要影像，经过几轮的竞拍，最终该组十八张影像，被中国藏家薛蛮子210万的高价买走。
150年后的今天，东亚的城市变化巨大，比托的全景中，留下了北京、香港、东京等一批国际大都市的最初雏形，他的视角，也几乎成了东亚各国回顾本国历史、回顾城市发展与建筑风格最好的例证。
六. 天才的摄影师与噩梦的投资人
比托将照片卖给亨利后，获得了“几百英镑”，作为心怀一夜暴富梦的他，尝试将赚到的钱，投资红火的股票市场。但股市的大跌让比托倾家荡产。无奈之下，比托重操旧业，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这一次，他选择了日本。1863年，比托来到日本横滨，这里当时聚集了大量的西方人，主要以商人为主，也掺杂着部分摄影师与艺术家，很多日本本土摄影师也到横滨定居，学习西方摄影之术。当时的横滨与长崎，慢慢发展成日本的摄影中心，早期的照相馆也大多都在这里建立。
比托在日本居住了20年，他一直保持多产，无论风光、人像，他的摄影作品层出不穷。也因为长期对日本深入、细致的拍摄，比托也成为日本摄影史中的最重要标志性人物之一。
在日本，他的巨大摄影革新在于将日本的传统浮世绘水彩，运用到了照片后期制作之上。他与日本师合作，尊重日本的审美观，用透明水彩，精细的描绘照片的每一个细节，增强照片的效果与气氛。比托也是全世界最早采用手工上色方法的摄影师之一。
在他投资期货、地产等宣告失败后，比托几近再度破产。他离开日本，远渡东南亚，在缅甸曼德勒等地重操旧业，开启了连锁照相馆，风光过后，最终也已倒闭告终。
比托的财运，仿佛被魔咒困住；每每投资失败，都是依靠摄影东山再起，赚的盆满钵满之时，再忽然一夜倾家荡产。这仿佛都是上天的安排，让他一站又一站的继续探险。比托留下了南亚、东北亚、东南亚最珍贵的视觉资料。他是亚洲摄影史中，最无可厚非的摄影教父。
1909年1月29日，比托在故土意大利佛罗伦萨去世，享年77岁。
七. 传奇的延续
比托是世界摄影史中的传奇人物，全世界几乎所有顶级摄影学者，都对他的探险撰文或点评。2006年，著名影像收藏家麦克·威尔森先生，将大量的比托作品(第二代)，捐赠给了美国盖蒂博物馆，盖蒂随即展开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战争与美丽》《比托——一位摄影师的东方路》等一系列画册与书籍，这是对世界摄影史、战地摄影、中国摄影史的最权威发声。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苏格兰皇家博物馆、英国国立媒体博物馆、伯明翰英国国家摄影馆藏等国际顶级的博物馆机构，都设立了比托影像的专项馆藏。
在学术圈之外，比托的传奇也活跃在电影银幕上。1998年荷兰著名导演皮特·德勒普特拍摄的剧情电影《菲利斯…菲利斯》，将比托与日本歌妓O-Kuki的爱情故事搬上银幕，凭借此电影，皮特获得诸多奖项，“比托热”随之被掀起。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在拍卖市场上，比托的影像被藏家所看好。近5年来，他的作品价格更是以几何形状迅速增长。
结语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进入了读图时代，大事件与影像的搭配，让人们可以充分的了解过去。而在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革命的痛楚，在经历了被侵略、内战、到文化浩劫之后，我们的历史早已千疮百孔。关于过去，也只能徘徊在文字与插图之上。
尽管比托的影像带有殖民烙印，但作为最早的北京影像资料，那里有难得的、安静的、有着不曾被破坏的城墙、有伤心的故事，那些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不该磨灭的记忆。
参考文献：
迈克尔.佩雷斯（王瑞 翻译）, 摄影百科, 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
James R.Ryan,Picture Empire-Photography and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Reaktion Books Ltd, 1997, First Edition.
David Harris,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1999, First Edition.
Anne Lacoste, Felice Beato, A photographer on the Eastern Road,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2010.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四次印刷。
作者简历：
王溪，晚清影像学者，国际策展人，英国伯顿大学摄影博士研究生在读。目前在英国国立媒体博物馆insight馆藏工作。曾在英国西敏寺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授课或讲座。